资源再生产业是中国资源战略的一场革命

时间:2016-8-1    来源:綠源環保

党中央、国务院在分析我国经济发展形势的基础上,明确提出:“坚持以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切入点,积极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。”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。纵观世界各国资源战略,可以分为三种类型:其一,开采原生资源战略,这是传统的工业社会普遍确立的模式;其二,“储备”型资源战略,这是经济发达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仅有的资源,暂时不用或少用,花钱购买其它国家的资源,这种模式,是第一种战略的另一种表现形式;其三,再生型资源战略,这是应对资源短缺,发展循环经济的模式。中国已经成为资源消耗大国,选择何种战略,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。

1 “资源再生产业”是必然兴起的朝阳产业

“循环经济”取代“线性经济”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

据统计,经五千年“开发”,全球“可工业化开采”的矿产资源绝大部分已不在地下,而是以“废旧物资”的形态堆积在我们周围,其中 85%“富积”在发达国家。废旧物资是全球唯一在增长、迟早要取代地下矿藏、俯拾皆是的“富矿”。日本、德国正是针对这一现状,率先将运转了300年的“开采―产品―废弃”的“线性经济”,改造为“产品―废弃―再生产品”的“循环经济”。成功的用再生资源替代原生资源。随后,其它发达国家纷纷制定《再生法》,不惜大规模封矿、停炉进行产业转型。美国再生产业规模目前已达2 400亿美元,超过汽车行业,成为美国最大、解决就业最多的支柱产业之一。

早在上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“三年困难时期”,为解决因“苏联老大哥”撕毁合同而出现的资源短缺,周恩来总理发出了“抓紧废物利用这一环节,实行收购废品,变无用为有用”的号召。并组织建立了16万个遍及每个角落的回收点,实行了“牙膏皮换牙膏”政策,形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回收系统。随后,发达国家吸取中国的经验,将其发展成一个集“回收”与“再制造”为一体的独立产业―资源再生产业(也称第四产业)。巨额资金的投入、优惠政策的导向、前沿科技的支持,使其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朝阳产业。20世纪末发达国家再生产业规模为2 500亿美元,本世纪初已增至6 000亿美元,预计到2010年可达1.8万亿美元。资源再生产业之所以取得长足的进步,其根本原因是:人类在不可逆转的资源枯竭面前,发展“再生产业”,已成为唯一的选择。资源再生产业大发展,使人类又逐渐恢复为“收支平衡”的循环状态,使人与自然再一次由对立走向和谐。

“经济全球化”必然形成“国际大分工”和“国际大循环”

由于商品的生产过程(可称为动脉系统)是一个由“技术密集”的科研,到“劳动密集”的组装过程。而废弃物的再生(可称为静脉系统),则是一个由劳动密集的“拆解”(反安装)到技术密集的“提纯”的“反生产”过程。因而,在国际大分工中,形成了发达国家的科研成果、核心部件等“技术密集”产品,在发展中国家通过“劳动密集”加工、组装成最终产品。废弃后,在发展中国家通过劳动密集,一部分翻新后,供发展中国家使用,一部分拆解成初级原料,再到发达国家去提纯的大循环。如过去完全在德国生产的奥迪车,现在采用的是日本电器、德国发动机,最后到中国组装。报废后送到发展中国家,一部分翻新、大修,成为二手车、零部件。一部分拆解成各类金属,再到日、美冶炼成特种钢进入第二轮循环。显然,“劳动密集”的加工、组装和翻新、拆解程序,最能发挥廉价劳动的优势。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成功,也在于此。因此,全球“制造业”和“再生产业”不是转移了,而是形成了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分工。这一全球化“大分工”,“大循环”,使企业更加专业化、上规模而高效节能。这一无限循环、高度专业化的“共同体”,可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资源问题,实现人类利益的“最大化”。因此,从以户为单位的“小生产”、“小循环”,到以国家、地区为单位的“中生产”、“中循环”,直至今天的全球化“大生产”、“大循环”,也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。

“循环经济”正在改善我国的生产关系和极大地解放生产力

资源匮乏的东南沿海地区,进口了占全国进口总量85%的“废旧物资”,获得的廉价原料多、装配出口产品也多,经济发达。而西北地区,企业对原生矿产资源的依赖严重,经济落后。中国的东南沿海已基本上形成了:每增加1万t进口废旧物资,就增加就业1千人,节约原生资源120万t,少产生“三废”10万t,节电1 000万kWh,增加产值1个亿的模式。

中国“长三角”、“珠三角”的千万家企业,形成了“出口产品―进口废旧―出口产品”,名副其实的国际化“循环经济”,解决了几千万人就业、节约了国家上万亿投资、每年减少上百亿吨的资源消耗和几十亿吨的废弃物排放。使中国最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得到了“解放”。

另外,中国东南沿海大量翻新发达国家的旧设备,也是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。纵观日、韩、台、港发展史,无一不是靠二手设备起家。发达国家为了刺激经济,纷纷制定“加速折旧法”,连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设备都在更新换代。而大修、翻新那些换代设备属于密集劳动,因此,发达国家的车辆、设备平均不到设计寿命的1/3便只能废弃(汽车平均7万km、电器平均2万h),报废后的设备则大部分成为垃圾。而中国养活着10亿农民的乡镇企业,是进占国际市场的主力。他们大多没有贷款资格,无力购买先进设备(生产中低档产品也不需要太先进的设备)。如果通过密集劳动大修、翻新发达国家的换代设备,可以节约大量的资源、能源,还可以增加就业、改善企业装备。中国许多乡镇企业,至今还在使用国有企业20世纪五、六十年代的淘汰设备。近年来,大量进口的二手设备,以最小的代价、最短的时间使众多企业设备更新。常识告诉我们,决定设备质量的是设备的品质,而不是新旧。统计表明,利用密集劳动翻新旧设备,比制造新设备耗能、耗材以及成本均降低一半以上,符合中国的“国情”。在济南复强公司看到,徐滨士院士发挥密集劳动的优势,利用先进的纳米技术,拆解、翻新旧发动机,其品质达到或超过新发动机,节约资金、材料、能源达60%。如能推广,将给我国的发动机制造及汽车配件带来一场向“循环经济”转型的革命。目前,中国对二手设备的关门政策,使中国失掉了全面提高乡镇企业装备的时机。如今,大量发达国家的二手设备,正在被印度及东南业各国利用。

中国的再生产业,既未列入“国家计划”,也未经“专家论证”,更没有得到多少优惠和扶持。之所以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,成为东南沿海地区解决资源、环境、就业的支柱产业,是由于顺应客观规律,由市场调控的必然结果。是先进的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具体实践。从海关公布的数字也可看出,进口废旧物资越多的地区,经济越发达。南北经济的巨大反差,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“循环经济”,与代表了落后生产力的“线性经济”,两种产业结构较量的必然结果。

2 发展再生产业是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

资源再生产业是一座永不枯竭的“富矿”

据专家分析,世界上一些主要矿藏可供开采的年限:铜为53年,铅21年,锌23年,锡41年,镍79年,钴67年,钨42年,石油55年。可以说本世纪内,全球将基本无矿、无油可采。另外,中国每出口10个集装箱由各种资源组成的产品,就有6个空回。资源“透支”达60%。这就意味着中国正在用自身的“血肉”,满足全世界的需求。同时,大量进口矿砂,无异于进口污染。如进口1万t铜矿,就有8 500 t高硫、高砷,对生态危害极大的矿渣永远留在中国。加上运输、选矿、冶炼大量消耗水、煤、油、电,能耗、环境代价极其沉重(洗1 t矿,就要污染100 t水)。因此,如何解决中国的资源危机,已经成为关系到民族兴衰的头等大事。事实上,50年前的日本、德国;40年前的韩国,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;20年前的“珠三角”、“长三角”这些资源匮乏的国家和地区,也都曾面临资源与发展的尖锐矛盾。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,正是由于发展再生产业,形成了资源可反复利用的“循环经济”。

由于中国尚处于“原始积累阶段”,大量生产、生活资料还在由发达地区向贫困山区逐年“降级使用”,不会在短期内报废,只能为中国提供20%~30%的原材料。显然,仅靠国内的废旧物资,是无法满足正在为全世界制造产品的“世界工厂”的资源需求。而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消耗约是中国的30~40倍。如:日本人均每年报废450个塑料瓶,是中国的200倍。发达国家的金属蓄积量近1千亿t,其中大部分处于闲置和报废状态。如有一百年历史的“世界钢都”美国匹次堡,已永久停产,成为几百平方公里的“钢铁坟墓”。而中国的钢铁蓄积量不到100亿t,就连废弃建筑里的钢筋,都被手工凿出来回收利用。因此,那些认为国内废旧物资尚未充分利用,而反对进口的人,显然对全球可再生资源的分布缺乏了解。发达国家每年产生废旧物资约40亿t,其中30%被利用,30%为很难再生的“垃圾”。剩下16亿吨因其成分复杂,机械无法分辨,需要靠昂贵的人工分捡、拆解才能利用,成本超过了其承受能力,只能焚烧填埋。理论上讲,废旧物资是“放错位置、混合在一起的资源”,天下没有不可利用的“垃圾”,关键在成本和技术。因此,大部分在发达国家依靠补贴才能处理的“垃圾”,往往是我国回收大军眼里的“抢手货”。如果我们吸取东南沿海的成功经验,每年利用发达国家40亿t废旧物资中的5亿t,可节约包括水、煤、油、矿、木材等原生资源600亿t、少产生“三废”50亿t、节电5 000亿kWh、解决就业5 000万人。加上国内“废旧物资”的再生利用,将基本实现资源的收支平衡。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将由线型转变为循环型。

没有“资源再生”就没有中国的“环境保护”

我们既要环境,也要发展。而没有产业化的环保,是只有发达国家才行得通的“高消费”、“奢侈品”。中国要维持生态不进一步恶化,照“洋教条”推算,每年至少投入1万亿。而中国尽了最大努力,才达到目前的3千亿。巨大的缺口怎么解决?出路只能是成为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“智者”,把污染源变成资源、财源。把环保由纯消费事业变成高回报产业。能产生高额利润和解决大量就业的再生产业,才是发展环保事业的最有效动力。我国的再生产业,每年把上亿吨严重污染环境的“废旧物资”转化成资源,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。这部分绿色GDP,不仅没有成为经济负担,还成为我国GDP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如,东南沿海的再生企业,把大量在发达国家被视为“垃圾”,需要花大钱处理的废旧渔网、瓶砖、农膜、电器、机械设备回收利用,净化了环境,增加了GDP。另一方面,中国耗巨资开采和进口的几亿吨矿石,平均回收率不到30%。在开采、运输、冶炼过程中,每年要产生几亿吨有毒矿渣和几百亿吨废水。高耗能(燃煤)不仅留下堆积如山的煤矸石、粉煤灰,还形成了大面积的酸雨,造成上千亿元的损失。只有用回收率高达95%的进口废旧物资,取代回收率不到30%的矿产资源,才能减少严重污染环境的“固体废物”。中国的回收率低,并非中国的回收大军“扒拉”的不彻底,而是因为堆积如山的矿渣很难再生利用。中国的治淮工程投入了大量资金,关闭了大批企业。但由于这批地方赖以生存的企业“关而不死”,环保设施“设而不施”,效果并不明显。如果我们将这批“五小”企业,象广东、浙江的企业那样,大量利用清洁的“再生资源”,污染是可以解决的。另外,利用木材生产一次性筷子和板材、家具出口,被中国一些环保人士深恶痛绝。经调查,由于市场需求,山东等地已形成了速生林的绿色海洋。如过去作为国家重点扶贫对象的沂蒙山区,种速生林后,每亩收入由不到100元增加到1 000元。加工成板材和家具后大量出口,不仅迅速脱贫致富,而且环境大为改善。林区的负氧离子超过平均值几百倍,成为天然氧吧。日、韩的回收率很高,报废的木制品被做成纸浆回到中国,又节省了大量的木材。木材加工属于密集劳动,还解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力。

人类生存就要消耗资源、排放“三废”。一味限制消耗和排放,最终只能使人变猿,只能妨碍中国的工业化、现代化。而人类即使完全回归了自然,仅靠地球的循环能力,只能养活三亿人。因此,只讲保护和回归,是消极、被动的环保。而将污染源再生成资源,形成消耗越多、排放越多、再生越多,生生不息的国际大循环,才是积极的、符合国情的环保。在中国,没有资源再生就没有环境保护。

3 中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存在的问题

资源再生产业落后和进口渠道不畅

计划经济年代,中国一直沿用“国情”与中国完全不同,资源丰富、人力不足的“苏联老大哥模式”。即不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,靠高消耗换取高速度。这种“重开采,轻再生”的传统“线性经济”,不仅导致中国各种资源迅速枯竭、能源不足、投资规模过大的“经济过热”,而且造成了“资源再生产业”的“先天不足”。多年来,中国没有投资一个有规模的资源再生项目。100多家国有骨干企业、1 000多家上市公司,没有一家专搞资源再生。而后天发展缓慢的原因是:中国的废旧物资十分贫乏,靠收集民间几代人用过的破烂,数量少、质量差。这一切,使即将成为中国原料主要来源的“再生产业”,长期处于先天不足和营养不良状态。使中国再生企业现代化、产业化程度在600个行业中都排在末位。由于中国再生企业弱小、分散,国内又没有一个规范的交易市场,废旧物资都要从占有先机的韩、台、港中间商手上购买,大部分利润被赚走,中国成了廉价的“加工车间”和“垃圾处理站”。那些在发达国家吃补贴,又到发展中国家卖高价的“中间商”,大多属于无视法规的“黑社会”。“洋垃圾”就是他们调包、搀假的结果。因为中国的再生企业没有形成产业规模,对品类繁杂的废旧物资只能各取所需。价值不高、难以提取的只好丢弃或焚烧,造成污染。因为货源和政策不稳定,中国这类企业基本上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,不作长远投入、不上环保设备,成为一查就停、一罚就跑的“再生游击队”。中国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及“中间商”深恶痛绝,随之制定了限制废旧物资出口的《巴塞尔公约》。过去,日本企业只需把“处理费”交中间商,废旧物资就可轻易出手。《巴塞尔公约》阻断了这条“黑色通道”,中间商也曾偷运出去一部分,一旦被发展中国家发现,难免被重罚。结果,日本每年4亿t废旧物资中的相当一部分出不去又填埋不起(填埋费已达2万日元/t),只好在日本列岛“大漂流”。有的偷偷倒进海里或焚烧,造成污染和浪费。专家称之为“静脉栓塞”。制定国际公约是必要的,但造成大批廉价的可再生资源滞留在发达国家,迫使发展中国家大量开发原生资源,终非上策。怎样才能“泼出脏水又不泼出孩子”,只有变“堵”为“疏”。况且堵是堵不住的,一些中间商受暴利驱使,不择手段地走私,损失了关税、助长了腐败。

障碍来自国民对资源短缺认识不足以及传统的“线性思维方式”

中国的普通群众普遍缺乏危机感和忧患意识,盲目追求高消费。东京奥运会开幕式有5万人参加,会后没留下一张纸屑。北京开一次演唱会,会后清理“垃圾”3卡车。为支持“再生产业”,美国总统克林顿下令将政府的汽车轮胎、贺年卡等易耗品换成“再生产品”,并将10月6日定为全民参与的“再生节”。而我们许多地区却在比豪华争高档。在国外,从事资源再生被尊为“创造未来的工程师”。而中国则称其为“破烂王、拾荒的、丐帮、扒拉大军”,成为教育子女“不求上进”的反面教材。一些人把进口废旧物资视为“洋垃圾”、“丢面子”。事实上,中国每进口1 t废纸,可挽救17棵大树,进口1 t废旧物资可节约120 t原生资源。应用“循环经济”的眼光看问题,废旧物资既是制造业(动脉系统)的终点、废弃物,又是再生产业(静脉系统)的起点、原料。那么进口废旧物资等于获得了大量高纯度的资源。而再生产业的产品(再生资源),又为制造业(动脉系统)提供了原料。周而复始,无限循环。

阻力来自国内外的“利益集团”

“循环经济”取代“线性经济”,是一次规模空前的产业革命。因此,尽管中国具备了发展再生产业的所有优势,该行业仍然举步维艰。主要是遭到了代表传统“线性经济”、“小生产”利益的“三种人”的反对和有关政策的制约。第一种人: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和“基层劳工组织”。第二种人:传统矿产资源供应商及污染转嫁者。第三种人:国内坚持“线性经济”的传统企业。

政策的制约

某媒体报道:某地进口的废农膜含沙量超过2%,于是有关部门下令停止进口。废农膜去除沙石主要靠人力,在人力昂贵的发达国家只有焚烧、填埋。而有巨大市场需求和廉价劳动的中国,清除沙石并非难事。因此,全国有近万家小企业赖以为生。一纸禁令,使这些企业顷刻倒闭,几十万农民丢了饭碗。而我国每年进口各种矿砂2亿t,有害成分超过50%,污染、能耗、成本10倍于利用废农膜和其他废旧物资。面对如此巨量的“洋垃圾”,显然是我们挡住了“羊”放进了“狼”。这就是说,对进口废旧物资与进口矿石,由于使用者体制不同,实行了双重标准。另外,国内的废渔网、塑料瓶、纺织品、轮胎等被作为“可再生资源”鼓励回收利用。而国外同类废旧物资却被认定为“洋垃圾”,也在实行双重标准。政策歧视还体现在“宏观调控”中。

4 中国发展资源再生产业的对策和建议

通过对日本、韩国和中国的台湾、香港地区的调查,有以下四方面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。

在经济相对滞后、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“资源再生加工区”

资源再生产业具有规模越大,利用率越高,加工和环境治理成本越低的特点。台湾在高雄划出10 km宽、160 km长的地域作为资源再生加工区,利用当时相对廉价的劳力大量拆解、分拣、翻新欧、美、日的废旧物资,为经济腾飞提供了廉价的原料和设备。韩国、香港也都有规模很大的加工区域。对于我国目前再生企业存在的小、散、脏、科技水平低的状况,尤其有必要把“再生游击队”整编成正规军,引进加工园区。同时引进国内外先进技术设备,形成由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的工艺流程,形成直接把进口废旧物资加工成出口产品的科学、经济的产业链,或者把已形成规模的加工区域予以规范。如广东的贵屿(旧电器)、河北的徐水(废汽车)、辽宁的芦屯(废塑料),更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

建立畅通的全球物资回收“绿色通道”

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,正在为全世界生产日用品的中国,有必要建立一个“全球物资回收系统”,以补充自身的资源消耗。既然这条“静脉系统”将为中国提供80%的原材料,解决数以亿计的就业,减少数百亿吨的废弃物排放,那么中国应象当年石油大会战那样,像加入世贸组织那样,倾国家之力予以疏通。我们提出的具体措施为:由输出和输入国建立类似“世贸组织”的国际机构,进行全球范围内的专业化分工。如:承担了回收报废汽车义务的汽车生产厂家,把“劳动密集”的拆解程序放在中国,可以使报废汽车回收率由50%达到100%。而需要“技术密集”的稀有废金属提纯则可以放在发达国家,同样使回收率由50%达到100%。这一优化组合可以降低成本、减少污染、增加就业。否则,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强大的拆解、分检能力却没有货源。发达国家虽然拥有先进的贵重金属提纯和精加工技术,却无力进行前期的分检和拆解。

建立“国际再生资源交易市场”

目前,全球“再生(静脉)系统”与“生产(动脉)系统”正在成为并驾齐驱的两大支柱产业。如此庞大的产业,居然没有一个国际化的交易市场,致使流通环节黑幕重重,使企业不得不派出大批人员满世界采购。仅中国徐水县每年派出的采购员就在5万人次以上。我们在日本了解到,仅东京一家饮料厂,每年为处理回收的24万立方“瓶砖”、马口铁等外包装,就补贴25亿日元。而这样的瓶砖走私进入中国,黑市上卖到0.6万元/t。有些还被“中间商”在韩国、台湾、香港中转时加入“洋垃圾”。加工这些瓶砖,企业利润不到10元/t,根本无力改善设备和增加环保投入。又如:日本数十万吨废旧渔网填埋不起(日本填埋场几乎全部饱和),中国又停止了废渔网的进口。日本渔民只好将废渔网放在旧船上,任台风把这些优质原料沉入海里。而原材料奇缺、回收能力极强的中国,废渔网已卖到0.6~0.9万元/t。由于进口废旧物资是由有关部门沿袭计划经济的办法,平均发指标,而申请进口指标又是一个从县、地、省到中央的“艰难历程”,结果,指标紧缺的沿海地区不得不向指标过剩的内地高价收购。专家介绍,废旧物资体积大、附加值低,陆路运输超过200 km便基本上无利可图。因此,内地企业申请的进口指标大多卖给了沿海企业。我们在盖州了解到,当地近千家再生企业没有一家愿意耗时、耗力去申请指标,指标全部来自黑市。寄生出一大批“指标专业户”。因此,成立“国际再生资源交易市场”,让供需双方直接见面,非常必要。

成立“国际资源再生促进会”

“资源再生产业”由于对技术、设备要求不高,捡破烂又是农民最简捷的就业手段,所以该产业已成为中国弱势群体最集中的弱势产业。目前,中国再生产业头上顶着“外商盘剥”、“政策歧视”、“舆论压力”的 “三座大山”,企业大部分人力、物力用在了“非生产环节”上。而协会是把企业联合起来,自强、自律的维权组织。在国外被视为国家的“基石”。因此,再生企业只有联合起来。而由协会出面建立交易市场、绿色通道、加工园区,比传统的“政府包办”和“国企垄断”,具有更强的代表性和可操作性。我们在温州看到,最有效地杜绝屡禁不止的“洋垃圾”、假冒伪劣产品的,恰恰是企业自发组织的“温州商会”。另外,中国与资源再生相关的立法和行业标准,是由政府组织专门从事理论研究、对实际情况不甚了解的“专家”,参照国情与我们完全不同的发达国家的标准制定的,往往忽略了中国人力资源丰富的特色,不是以人为本,而是过分强调技术和设备。由协会组织第一线的企业,配合政府制定标准,参与立法,将更加切实可行,而且是“国际惯例”。实践证明,鉴于巨大的国情差异,国内凡是执行“洋”标准以及“洋”模式的地区和企业,经济发展状况都不如那些土生土长,能够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的地区和企业。

改变“线性经济”背景下的传统观念

(1)转变对”洋垃圾”的看法。在能源已成发展瓶颈之时,没有垃圾,只有放错地方的资源。美国、日本等发达国家高消费后形成的“汽车坟墓”、“轮胎峡谷”、“钢铁城市”、“塑料矿山”等废旧物资,能否变成资源需求大国的再生资源?当中国的“储备型”资源战略遭遇国际市场价格上涨和他国政府阻挠所带来的挑战、考验、甚至困境后,“再生型”资源战略被寄厚望。

(2)转变对“破烂王”的陈旧看法。在国外,从事资源再生被尊为“创造未来的工程师”。拾破烂应该成为每个公民的爱国行动。专家估计,30年内,再生产业为全球提供的”再生“原料和设备,将由目前的30%提高到80%,产值超过3万亿美元,可为3.5亿人提供就业。